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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新汉诗的血统及其他
文/原野牧夫
最近，针对一位叫刘仰的人在网上抛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关于中国新诗的“失败论”，我写了一篇文章《驳季羡林所谓“新诗失败论”：新汉诗的真正觉醒》，借此驳斥那种不负责任的别有用心抛出来所谓的失败论调并试图让诗歌界有一种克制和理智的清醒，引起网络诗歌界一些关注。随之而来，也遇到一个敏感的话题：究竟什么是新汉诗？新汉诗的血统是什么？
可以说，网络作者刘仰对季羡林所谓“失败论”的阐释过于偏颇，虽然不知道出自何种目的和意图，却开始引起中国诗人高度的警觉，也激起诗人们对新诗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未来去向的思考。我把这一思考，用一句话来概括：新汉诗的真正觉醒。之所以把诗人们正在尝试的诗歌创作归之为一种“觉醒”行为，是因为目前诗歌所面临的困境，诗歌界普遍存在一种浮躁情绪和迷茫心理。这种情绪不但表现在网络诗坛——其直接的表现是“梨花体”“裸诵”所引起的两度风波在整个网络诗歌界带来的喧闹，大众媒体的介入让这股热流到处曼延，社会上也产生一些是是非非、沸沸扬扬的热闹气象。同时，诗人迷茫和困惑在现实中都是存在的，诗歌理论家耿占春先生《在经书和报纸之间——或诗歌的世俗启迪》一文开头中写道：“尽管没有在诗学上提出疑问，但在私下里，在内心中，有许多我和那些已经不读诗的人怀着一种不道德的疑虑：诗歌是否已经是一种过时的文体形式了？如果每一个时期人类社会、人类的思想感情都会有一种主要的表达媒介和文体形式，那么诗歌文体显然已经过了与人类情感表达关系的蜜月了。在这个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话语在整个社会传媒和交流语言中又是一个精致的、曲高和寡的少数话语。”[1]作为朦胧诗歌的一位著名理论家，耿占春先生的忧虑是一种清醒意识，一种诗歌文化的道义和社会责任感所在，当然从中也不无透视出一种困惑和迷茫。
那么，是不是就像刘仰在最近的几篇博客文章中所说，中国的新诗已经走向了失败，中国的现代诗快走到尽头了呢？照我看那就未必。虽然之前没有读过署名刘仰的任何诗歌作品和理论文章，从他的博文我初步了解到他曾经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很喜欢现代诗，中国白话文运动以后的现代诗，以及世界各国著名诗人的作品读了不少”。[2]而且也写过一些所谓的现代诗歌，如他举例的19年前写的《求饶》一诗，[3]从那苍白的语言和顺口溜式的韵律，我就看出他一开始就是患上“先天不足症”后天又得“革命诗歌症”的某种人，诗人通常叫他们“诗歌混混”。不妨大家来读读：
别叫我诗人饶了我吧别这么叫
您就是不存恶意也让我饱受煎熬
这个称号如今差不多象骚货
对我的不规行为冷冷地讥笑
有些往事终于没有忘掉
……
本是要毫不客气地说一句：凭他这样的文字，也叫“诗歌”？觉得话还是不能说过头——尽管对这样一些非诗或叫伪诗大量塞入诗歌的不道德行为我一直都有一种警觉和愤慨，我和他素不相识个人之间也毫无瓜葛和恩怨，但他还要说什么“我平常一直都是心平气和的，但一说起中国现在的诗歌，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知道，那是因为我还真的希望中国的诗歌未来能够好起来。”首先，如果把他这样的诗歌，与他的几篇文章放在任何一个诗歌论坛上，我想没有人不会不感到为之气恼的，或者就让它沉底自生自灭；再问他一句，要是现在的中国诗人都按这样的“标本”来写作的话，那中国的诗歌未来能够好起来吗？别说好起来，想想，也会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我不想去凑他那份热闹争论什么，而是本着一个诗歌创作实践者的理性和中国诗人的文化良知来对他的话进行必要反击，写下《驳季羡林所谓“新诗失败论”：新汉诗的真正觉醒》这篇文章来回答了他这个问题：中国诗歌永远都不会因为某人说一句或几句话就失败消亡。也不想再和他在这一问题上有太多纠缠，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意义，总归一句话，说中国“新诗失败”也好，中国的“现代诗歌死了”也罢，我想作为中国诗人我们应该看清楚自己，中国诗歌从朦胧诗歌之后的无序甚至混乱状态中已经走进了新的历史时期，到了一个彻底脱胎换骨的时候。这，也就是新汉诗的诞生，所有中国诗人在这个裂变过程中都是一个涅槃的历练过程。
谈到这里，不得不对刘仰的博文还补充说一句，那就是他在自己所有的诗歌“失败”“死亡”论说中，始终把“中国诗歌”、“白话诗”、“新诗“、“中国新诗”、“中国现代诗歌”、“现代诗”等混为一谈，并且把诗歌的某种现象和所谓的流派，胡闹着硬扣在所有中国诗人头上，这样拿诗歌太不当一回事、拿“中国诗人”这个称谓不当一回事，挥棒就打击一大片的做法，我不知道是他想在网上赢得一片吆喝，通过这样的办法让自己走进新浪会客厅出出风头过过马尾上的瘾，每天盯着看自己的点击率、投票数，心急起来就操手术刀冒充“中国诗歌”的主治大夫，还是“世界各国著名诗人的作品读了不少”读书时领悟的却不深，诗歌理论也过于肤浅，或者说根本就不懂得诗歌为何物却患上诗歌的白血病，同时也患了一种浮躁病呢。当然这是他的自由和无奈，他的别无选择；那么现在，不妨就来说说，究竟什么才是中国诗歌？当前中国的诗歌现状如何？为什么把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中国诗歌或现代汉语诗歌叫做“新汉诗”？“新汉诗”的血统是什么？
首先，请容许我再重复性来谈谈“中国诗歌”这个大概念，其实不谈它，只要读过书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中国或中国人的诗歌，就叫中国诗歌。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从刘仰身上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对中国诗歌的概念还是弄不太清楚。所谓“中国诗歌”，广义上说，它是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和民族的根文化，早在文字发明之前，奴隶们击壤而歌——那是最初的中国诗歌的发轫，是原始人类“在从事集体劳动时，依照劳动协作的节奏，因袭着劳动呼声的疾徐而产生的”。[4]而我们往往是从狭义来讲，中国诗歌也就是用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来写作的一种特殊文体形式和文学艺术，在中国人发明文字之后，“先民们已积累了丰富的乐歌创作的经验，诗歌的艺术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且有了可靠的文献记载”。[5]孔子整理出《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来屈原在此基础上，把巫史两种文化在诗歌文学创作上进行一种合流，[6]与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并用这一诗体创作了不朽诗篇《离骚》。继诗经、楚辞之后，经过了从汉乐府到文人诗歌、新乐府等漫长过程，诗歌发展到唐代，正式出现格律体——律诗和律绝，一代一代诗人的艰辛探索和创作实践，诗歌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最高的文学态势，唐诗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树立的一块伟大丰碑，以“其广博的生活内容和精湛的艺术形式，冠压群芳，独标一世。它既是时代精神的凝聚与升华，又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可谓“达到了古代诗歌史上的颠峰”。[7]尔后，源于唐代、鼎盛于宋代的词，则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巨钻，与唐诗并称为“双绝”。[8]之后，还有作为最后一个亮丽的音符——元曲，到了明清诗歌，古典诗歌逐渐走向没落。直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诗人发现古典诗词很难再成为诗歌的主旨，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新诗派代表把诗歌作为社会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的影响，为了实现思想的解放和政治理想，提出“诗体大解放”，终于开创中国诗歌新纪元。在这里，中国古典诗歌走完了它辉煌的历程，宣告全面进入现代汉语诗歌时代。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在中国本土产生，所有用汉语言进行诗歌艺术创作而产生的作品，就叫作“中国诗歌”。
如果把诗歌从语言的形式和时代语境上来进行区分，那么，中国诗歌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古代汉语诗歌，也就是我在《驳季羡林所谓“新诗失败论”：新汉诗的真正觉醒》一文中进行归结的所有古代汉语语境下产生的前人创作整理留传下来的诗歌艺术作品，包括诗经、楚辞、乐府、古体诗、近体诗、词、元曲在内，我们把它们统统称为“古典汉语诗歌”，也叫“古代汉语诗歌”，简称“古汉诗”；[9]另一个就是现代汉语诗歌，从宽泛的角度来说，是指所有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进行创作而产生的诗歌作品，但为了与上个世纪的新诗、现代诗概念区别开来，“相对于白话诗以前的古典汉语诗歌，不妨把二十一世纪以网络诗歌创作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诗歌，以及受此影响而创作并发表在传统刊物上的汉语诗歌作品，包括所有的诗歌流派在内，凡是具有本土化意识、汉诗美学意义和现代诗体形式，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汉语言特性和个人风格的诗歌作品”，我们把它确认为“现代汉语诗歌”，简称“新汉诗”。[10] 同时，又把五四时期以来中国所谓的“新诗”，二十世纪在中国土地上所进行的种种诗歌实践和探索，从白话文运动开始到七十年代末兴起的朦胧诗，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新生代等等，作为新汉诗的一个短暂而漫长的实验过程，或者作为新汉诗的初级阶段来历史性看待。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就刘仰博文所提及的“中国诗歌”、“白话诗”、“新诗“、“中国新诗”、“中国现代诗歌”、“现代诗”等概念来进行一下厘清，“中国诗歌”这个概念我已经说的十分清楚，故不再重复，而主要针对他对另外几个概念的模糊不清的阐述，进行一下必要的根正。不妨先来读读他这两段话：
……我所说的中国的现代诗不等于白话诗，现代诗大致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画家李金发开始的，后来到了朦胧诗时代被发扬光大。其特征是采用西方的种种现代派文艺理论为创作基础，例如意象派、玄学派、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隐逸派、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自白派等等，20世纪80年代喧嚣一时，很快就沉寂下去了。这种现代诗其实只是白话文运动以来，中国诗歌领域的一个界限并不清楚的流派，由于朦胧诗的缘故，这个流派已经被误认为是中国诗歌的唯一发展方向。
中国现代诗歌已经非常严重地小圈子化，诗人互做诗评，隔靴搔痒。少有真正的批评，诗歌界内部、诗人们之间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一般已引不起社会的兴趣。当年生机勃勃的“朦胧诗”如今被少数学院精英把持着门户，美其名曰“知识分子诗歌”。写诗行为仅仅是为了发出声音：我还在。写出的诗歌仅仅成为给不入流的评论家提供的“研究”素材。挂着“诗人”帽子的人一大堆，像样的诗歌却很少见。
在这里，刘仰就目前诗歌界某些现状提出了批评，但我不想谈他这两段诗歌论说的对与错，只想从他的论述中找出他概念性问题的错误，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诗歌”和“现代诗”没有区别，“现代诗”与“白话诗”是有区别，但不是站在同一性质区分概念上来用这两个术语。通常诗歌意义上，现代诗显然是指一种诗歌流派，其特征是采用西方的种种现代派文艺理论为创作基础而产生的诗歌作品，如他所提及的意象派、玄学派、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隐逸派、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自白派等等；而白话诗，是指所有与文言文格律体诗歌相抗衡的诗歌语言范畴，包括：二十年代李金发的象征主义；戴望舒的现代诗派；何其芳、卞之琳的“汉园”诗派、徐志摩的“新月”派、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殷夫等的左翼诗歌、艾青、田间等的七月派、冯至等的“九月派”，以及李季的民歌体、袁水拍的讽刺诗，等等，几乎函盖五四时期所有的诗歌作品，同时也包括后来数十年来大陆、台湾及港澳、东南亚地区国家，所有的现代汉语诗歌形式创作的诗歌作品，其中也包括他所提及的现代诗那些诗歌流派在内。历来诗歌文学界把“白话诗”就叫作中国“新诗”。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白话诗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而非诗歌流派概念。
另外，在现代汉语诗歌领域，现代诗与现代诗歌、中国现代诗歌也是几个不同范畴内的概念，前者是指一种来自西方诗歌的现代主义流派的理论术语，也是一种重要的诗歌流派和诗歌理念，它在中国当时代表一种对新诗艺术本体的追求和创造的个人话语指向，起源于二十年代李金发的象征主义、三十年代戴望舒的现代主义等，应该也包括徐志摩的新月派，这一诗歌主张产生了中国现代诗歌的传世之作，如戴望舒《雨巷》、徐志摩《再别康桥》等。后来在大陆夭折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文艺运动，被始终代表着“民族大众”话语指向的所谓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取而代之，却在台湾续起了香火，八十年代又以朦胧诗的姿态重登大陆诗坛，成为中国诗歌的主体部分。而后二者，现代诗歌通常是指我们所说的现代语境下所有的诗歌语言形式和诗歌作品，它包括中国的现代汉语诗歌，也包括西方现代诗歌；中国现代诗歌则是指在中国本土产生的现代汉语诗歌，也不单单是指现代诗这个流派，假如以二十一世纪网络诗歌的兴起为一个分水岭，那么，它前期不但包括了五十年代前现代诗的诸种流派，也包括何其芳、卞之琳的“汉园”诗派、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殷夫等的左翼诗歌运动、艾青、田间等的七月派，等等；中期包括五十年代后台湾的诸多流派，以及大陆现实主义的革命诗、领袖颂、新民歌体等；后期包括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的朦胧诗、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新生代等。从英文文字上讲，现代诗歌与现代诗本来也是同一个性质的概念，汉语却有一些不同，现代诗歌包含了现代诗，而现代诗却不能够函盖一切现代诗歌、现代汉语诗歌在内。
之所以我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说清楚这些，一方面是不想再看到今天这样一种诗歌现状——也就是当诗歌和其他事物一样处在同一种历史大转折时期变革过程中，正在产生一种大裂变，并通过这一裂变过程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却让一些对诗歌概念都弄不太清楚的人说三道四来搅乱中国诗歌界，以免带来更多的人心惶惶、灰心消沉，却让某种人滥竽充数、混水摸鱼，让一种社会上病态的文化心理影响到整个诗坛，以至危害于中国诗歌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要由此向大家仔细地讲一讲，究竟什么是新汉诗？新汉诗的血统是什么？今后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顾名思义，新汉诗也就是现代汉语诗歌，我在《潮流；新汉诗的定位和思考》和《从季羡林先生的一句话说起：新汉诗的真正觉醒》这两篇文章中，对“新汉诗”做了简单的诠释，但却没有进行较为详细和系统地阐述，所以，很多人还是不太清楚，“新汉诗”这个全新的诗歌概念。
谈到“新汉诗”，首先我们要了解“汉诗”，也就是汉语诗歌，作为一种古老国家的民族文化来说，它应该是包括所有的汉语语境下用汉语言进行创作的诗歌，也就是前面阐述的古典汉语诗歌、现代汉语诗歌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切具有汉语言外在诗体形式、风格模式和内在意义的诗歌作品。简单一点讲，就是“古汉诗”和“新汉诗”。而新汉诗，自然而然就是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进行诗歌创作而产生的文学作品。
作为汉语诗歌，它是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重要艺术形式，一开始就体现出语言艺术的特性，相传于帝尧时代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哉！”[11]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文字记录，但终归是通过语言的形式留传到了今天。最先其实也有诗歌原始状态下的存在，比如先民在劳动中就有人叫道“杭育！杭育！”，虽然也有着协作劳动而产生的某种节奏，让劳动者的精神压力与疲劳在喊声中得到缓解，但还是没有上升到一种艺术的高度。记得在网上一篇帖子上也看过，如今在长江三峡，有一种纤夫劳动时发出的“嗨哟，嗨哟”声，以及有名的“川江号子”，虽然也带着诗歌处在原始状态的因素，但终归没有成为诗歌被广泛流传。这些，都是说明同样一个道理，诗歌归根到底，是一种语言艺术，说它代表最高的文学艺术形式，一点也不为过。之所以把中国称作古老的诗歌国度，首先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六千多年诗歌传统的民族，同时因为中国有一部《诗经》，而“诗经”作品的实际意义就是人类史上最早的诗歌语言艺术。同样是孔子所著的《论语》，为什么人们不把这部在世界上都具有极大影响的哲学著作，当作诗歌文学作品来对待呢？原因非常简单，虽然千百年来《论语》也始终绽放着语言的光芒，但它是哲学，而不是诗歌，孔子还没有通过语言成为诗人，他只是一个古代的大教育家、思想家，虽然他整理出《诗经》，但终归不是他创作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诗歌还在于语言艺术高度上进行一种独立的创作，不管伴随着音乐也好，伴随着舞蹈也好，离开了语言创作，那就谈不上诗歌艺术，这一点我们的祖先们是非常严肃的，没有丝毫含糊。汉语诗歌成熟的标志，是从屈原创作的楚辞《离骚》开始，后来发展到唐诗宋词，可以说是汉语言文化最为辉煌的两个文学时期，也代表我们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的当时最先进文化之一。
经过几千年的诗歌文化的传承，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代又一代诗歌先民们通过自己的语言艺术道路上艰辛探索和创造，给我们留下来一笔又一笔巨大丰富的宝贵财富。这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没有的一种文化，一种艺术，一种语言艺术的超越；它也不会再归属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因为从产生这种艺术那天起它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每一个文字上都带着中国诗人的体温和汗水，流着他们的血液，跳动着他们因时代而产生的脉搏——诗歌艺术最终都是属于世界的文化艺术。当然对于今天来说，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或多或少，脉管里都流着祖先们流传下来的诗歌精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几乎每个家长，在自己的孩子刚刚懂得认识汉字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念儿诗，背诵唐诗宋词。记得小时候在乡下，我五岁在外公家，他就要我悬腕练毛笔字的时候，一边学做对子，几乎每一年过年，念过私塾的父亲也从来不准我照抄历书上现成的春联，必须让我亲自做好对子再写出来，然后张贴在大门上。其实这些对子，也就是汉语诗歌的一种特殊形式之一。
那么，什么又是新汉诗呢？为什么有了“汉诗”，还非得要一个“新汉诗”称谓不可呢？我在前面已经讲了，汉诗，其实就包括了古典汉语诗歌、现代汉语诗歌，只要是用汉语言进行的诗歌艺术创作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是汉诗。之所以要把现代汉语诗歌以“新汉诗”诗体形式单独列出来，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语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深刻变化，也就是说汉语语言上发生了变化所带来的诗歌语言艺术也跟着在变化，我们不能够再按照古人创作诗歌那样的体式和语言组合方式，来创作今天的现代诗歌。这一点其实很简单，就像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哪怕读音、语法，语言的范畴和使用方式，都有了新的变化。
还有一点，就是不可否定，现在的诗歌在世界范围内都早就走向文本化，中国的“新诗”、“自由诗”等，这些在文本上学术定义都太过模糊，包括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歌都是一种不在诗歌文本意义上的称谓。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都是一种诗歌风格流派而已，而且带着政治时代的色彩，后来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新生代、非非主义等等，都是代表某种诗歌流派，不能够代表整个现代汉语诗歌。几乎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一种叫法被诗学界确定为准确的诗歌艺术范畴内的术语，没有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称谓是能够完全代表中国诗歌的，更不能够代替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语境下汉语诗歌。
现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与时俱进”。诗歌和其他文化一样，从白话文运动的开天辟地，经过近九十年的风风雨雨，应该进入一种理性有序的建设时期，但诗歌文化在这方面却明显出现滞后，中国有句古话：名不正、言不顺，连个名字的呼号都没有，又何谈诗歌文化建设和诗歌文化繁荣？如何对诗歌艺术来依次进行语言艺术规范和队伍清理，让一些伪诗、伪诗人拒之门外？如今诗歌在中国，之所以被人漠视和践踏，几千年来一直尊贵至上的诗人开始受到某些人的刁难和责问，市井世人们谈诗色变，甚至落到刘仰这一类连自己都写不出什么好诗也不懂得什么才是诗歌的人，装作一副传教士的样子居高临下，为了自己的博客在网上的一点虚名浮利，借一些名人权威，举起大棒连二接三猛攻毒打的地步，也是和这种滞后状态及其根源有关。在我前面所提及的本人两篇拙文，也涉及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展开来谈。
众所周知，诗歌在网上虽然涌现出一批精英诗人和优秀的诗歌作品，但在中国现实世界里今天却处于极其尴尬的局面。尽管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诗人、诗歌理论家无法逃脱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这个责任是上天赋予和我们的诗歌先民传送下来的，我们无可推卸和搁置一边，那就是面临文化大繁荣时代的到来，如何来面对现代语境下发生的诗歌变化和进行严格的诗歌文化重建？如何来面对时代和读者提出的要求进行自己严肃的诗歌创作？如何来思考和加强中国诗人自身艺术修养、队伍建设和诗歌语言规范？如何寻求新的语言创造和出路？等等。为此，一方面我早在2004年就开始寻求新的写作上的突破，结合古典汉语诗歌的底蕴文化，同时兼容西方现代诗歌的一些表现手法，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从中找到一条现代语境之下适合汉语诗歌艺术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去年底倡导和发起了“21世纪汉诗文化复兴——新汉诗运动”，希望把一些觉醒起来的诗人团结起来，风雨同舟，共同努力把新汉诗这一全新的诗体发扬光大起来。
新汉诗，如今逐渐被诗歌界所认同并接受。这个名称开始引起一些诗人、诗歌理论家的关注。
如同九十年代，中国就“市场经济，究竟姓‘资’、姓‘社’争议”发起一场全国性大讨论一样，很多人都私底下在问：新汉诗究竟代表中国诗歌还是代表西方现代诗歌的血统？毫无疑问，新汉诗是属于中国诗歌的现代血统，它作为汉语言诗歌文化在新时代的态势出现，它首先就是秉承古典汉语诗歌的传统，充分吸收古典汉语诗歌艺术营养和西方现代诗歌种种表现技巧，集古典汉语诗歌、现代诗歌艺术大成于一身，带着强烈时代生活气息。更重要的是，还要吸取朦胧诗歌之后中国诗歌因为依附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而误入歧途，落到西方和东方文化谁都不愿意认同自己的尴尬教训，借用刘仰的话来说，“他们彻底割裂了自己的传统，因此，外国老师说的每一句话，对他们来说都无比新鲜。更可悲的是，拿自己的热脸去贴外国老师的冷屁股，外国老师对这些不争气的中国学生还是很不满意”；“诗人曾经从高雅坠入‘风骚’，如今‘风骚’也没人欣赏了，因为诗人的风骚太落伍，诗人只好风骚给自己看”，[12]等等。在这里，我不得不也要说一句，尽管刘仰喜欢把一些概念模糊不清地混淆起来和对诗歌本身也缺乏一定的研究而领略不深，对诗歌现状所提出批评的话语过于极端和尖刻，以偏概全、胡乱挥棒，但他这里却说的基本上是一种事实，“中国现代诗人们学了很多西方的技巧，却对中国几千年诗歌传统中的技巧缺乏感受和领悟”。[13]我不知道他所说的“中国现代诗人们”是指所有中国用现代手法创作诗歌的人，还是指现代诗歌流派的中国诗人，有一点值得肯定，造成这样一个现状，一些诗人绝对是有责任的，一些诗歌理论界的所谓流派权威们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说是他们误导了一些诗歌爱好者、读者，更是误导了一代诗人和一代中国诗歌。在这上面刘仰应该算是比较清醒的人，所指出的也是事实，“如今的诗人，爱自己远胜于热爱生活。他们的理论创作也只能是捡一些西方的诗歌理论硬套在汉语现代诗上，甚至生造一些所谓理论，把诗歌架得很高，以显得自己很高，而这些貌似深刻的理论，都是建立在毫无魅力的诗歌作品之上。当然，解剖台上对于解剖对象是否美丽是没有要求的”。[14]必须指出，某些诗人不应该就代表所有“如今的诗人”，个别诗歌现象也不代表整个中国诗歌。再看他如何继续往下说，甚至西方汉学专家欧文教授针对某位著名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说道：不过是一种“令人难为情的”、“通过阅读我们（西方）诗歌遗产而创作的诗歌的翻译稿”。[15]其实，不管怎么说，洋酒终归是洋酒，西装也终归是西装，我们的前辈诗人二十年代把现代诗歌体引进到中国，是要通过改良而让它实现本土化、传统化，并不是让中国诗人穿起了西装、喝了几口洋酒就假装洋鬼子，腰身一变就把自己变成彻头彻尾的西方人，黄皮肤黑眼睛无法改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就恨不能把头上的黑头发也染黄，居不知就连在海外土生土长的华侨华人都认同自己祖先的文化，始终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诗人，要把自己硬充当西方的诗人，跟在那些西方诗歌理论屁股后面狠追乱跑一气，结果把自己、把一些跟在自己身后追赶的同仁带进死胡同呢？居不知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和身上流着的血，是无法改变的。汉人无论怎样装扮，哪怕在西方世界从出生长到大，也无法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西方人；同样的道理，现代汉语诗歌也一样，不管你采用什么西方诗歌流派的手法和技巧，哪怕扣上西方现代主义的洋帽子，打着领带，穿着进口皮鞋，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是改变不了汉语诗歌的本色和血统。
我这样说，并不是就完全否定西方诗歌，它也代表着一种国粹文化，就像中国的唐诗宋词代表古老而又灿烂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样。单从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够否定它具有一定魅力的存在和优秀之所在，全盘否定西方诗歌是很幼稚的，也是极其可笑的。我说的意思很明确，西方诗歌不管是法国的还是美利坚的，不管是日本还是俄罗斯的，不管是意大利还是德国的，不管是爱尔兰还是匈牙利的，任何一个有着先进文化的国家和民族都产生过一些伟大的诗人和他们的诗篇，只是它代表的是它所属的那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中国这个古老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单就作品文字而言，实际上通过翻译出来的西方诗歌也已经在翻译过程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何况传送到中国土地再传入在中国诗人身上，通过消化和新陈代谢之后，也就不再完全是原来的西方诗歌了。这当然也不完全是坏事情，就像中国的四大发明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一样，西方诗歌对中国诗歌也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诗体解放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性作用。刘仰说“西方文艺纵有千般好，万般妙，对于中国诗歌要成为汉语的语言精华、中文的文字典范来说，基本上没什么用处，帮不上什么大忙。西方的文艺理论家们，没有几个会中文的，更没有几个懂得中文、汉语的规律和内在魅力。”我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就好比电脑写作，电脑是美国人发明的，现在中国人几乎很少有人不用电脑的，你能够因为它是西方人的发明，发明人不懂得中国文化，就否定它的存在意义和作用吗？你能够因为它不了解中国人而否定电脑给中国所带来的影响吗？我们研究西方诗歌，并且运用它来改造中国诗歌、解放诗歌因守旧格律体的束缚而僵化的形式和文字，以及借鉴它现代诗歌艺术技巧来对汉语诗歌文字进行现代化改造后全新组合，进而创作出属于汉语言现代艺术规范的诗歌作品，难道真的就有错吗？这和“靠西方文艺理论来振兴中国诗歌”完全是两码事，怎么能够单凭季羡林先生针对某个现象说的一句“中国的新诗是一个失败”，就断言中国现代诗歌“随着朦胧诗走向没落，将彻底证明这条路错了”呢？甚至因为当今诗歌界出现的某种现象，恶毒地攻击“诗歌已经变成一种令人厌恶的行为艺术”？我不否定，目前中国诗坛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是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但这需要一种过程来进行重建，需要一批真正的诗人潜下心来，创作出真正能够代表现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作品。而不是靠这样拿着一根大棒一顿乱舞，就好像一个武艺不精的人光着膀子在街头卖艺，装扮是少林寺方丈或武当山道士，手里操着家伙看起来招招厉害，每一招又都露出绣花拳的软绵无力。所以，很多诗人都在问，难道你这样吼声吼叫几声，中国诗歌就突然好起来了吗？那才是十分可笑的。如果他硬要这样说下去，我们的中国诗人们也不必再去看他这个热闹，街头的艺人耍耍拳脚功夫也加上一点小杂耍，总是可以引得一些爱看热闹的人上前围观的，运气好还可以得到一些赏钱，回家可以沽几斤烧酒，晚上入睡前用小杯品上两口，再进入梦乡。
谈到这里，我当然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现代诗歌是否要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为传统？这个问题我前面借新汉诗的“血统”就做了不容置疑的回答，作为一个古老的诗歌国度，中国也有属于自己的现代诗歌，并不是它西方就存在现代诗歌，甚至现代诗。就拿中国最早的现代诗人戴望舒来说，他的传世名作《雨巷》，虽然他采用了象征派重暗示、重象征的手法，但它同时也有新格律派对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追求，尤其那意境，那种情怀和江南小巷的阴暗图景，那种把当时黑暗阴沉的社会现实喻为悠长狭窄而寂寥的“雨巷”，你随着诗歌中的主人公一路走来，你能够说这是一首西方的现代诗吗？就是拿我自己创作的《爱情和麦子一起成熟》这首诗歌来说，不可否认，我同样也采用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诗歌技巧，比如意象手法、超现实主义手法、象征主义手法等，但我从来就不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诗歌土地上的实验品，请容许我引用诗歌评论家兼诗人祁鸿升《〈爱情和麦子一起成熟〉：新汉诗的成功实践》一文中的一句话“她代表着诗歌创作的民族化走向，在结构、手法及其抒情气质上都彰显出民族化的特色”。[16]中国现代诗歌的“血统论”争议由来已久，曾一度在中国诗歌界早就引起激烈纷争，但它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而又完整的说法。按说该到了断的时候，也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了，按我的观点，这应该是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中国诗歌就是中国的诗歌，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它都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客观存在，要是把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传统，显然那是错误的一种说法；谁说出这样的话“中国现代诗歌的传统在西方”，绝对是把自己当成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及其文化的延续和附庸，而稀里糊涂就卖掉了自己和祖宗。说句最直接的话，那些摹仿西方诗歌文字写的一些所谓的现代诗，顶多算是中国诗歌的赝品，又怎么能够代表中国诗歌或中国现代诗歌，还说自己就是西方现代诗歌的香火传递者和继承者呢？一个真正懂得了中国诗歌和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人，是不会随口说或问出这样无知的话的。
我们的现代诗歌，是从借鉴西方诗歌开始的，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但我们借鉴的是它们的诗体形式、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但只要人还是中国人，那么从这个人身上流出来的血，也就是中国人的血；从某个角度来说，诗歌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皮肤和血液一样。不管你借鉴哪个国家和民族的诗歌流派技巧来进行写作，只要你骨子里的精神是中国的，那么，你就毫无疑问是属于中国的诗人。至于你所写的是否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国诗歌，那还要看这些文字是否达到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艺术规范的标准。关于这个问题，今后我将单独以《新汉诗：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艺术规范》，来详细进行阐述和解答。
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不管怎么说，新汉诗都是汉语诗歌的转承和创新，它充分吸纳了现代诗的一切有用的东西，却并不代表二十世纪延续下来的现代诗概念，这不是认祖归宗，而是我们对中国现代诗歌文化进行一次大清理、大整顿后的重建，把现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作为现代汉语诗歌即新汉诗，这是本身就存在的不容争议的诗歌学术界的正确定位和名称规范。说句实在话，虽然阅读了许多西方诗歌作品，我从来不看西方诗歌理论，也从未认同过，我只是作为一个诗人，一个中国诗人，想从西方诗歌里面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且，我一直都是反对把那些西方诗歌理论强加给中国诗歌，也一直对那些今天这个“主义”明天那个“流派”全都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在中国土地上的翻版或变相使用术语，对那些依附在西方诗歌理论上进行补充式的诠释、引用和注解的所谓“诗歌理论家”们怀着一种敬畏，始终和他们的诗歌主张保持着应有的距离。
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汉诗永远都是我们的血统，也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新汉诗是作为中国诗歌在新时期现代语境下的诗歌态势，也是一种全新的属于我们这个古老的诗歌民族的诗歌理念。
2007.12.23 岛上
【注】
[1]参见：耿占春：《在经书和报纸之间——或诗歌的世俗启迪》，2007《潮流岛》诗歌刊物创刊号。
[2] 刘仰：《季羡林说：中国的新诗是一个失败》。2007年12月16日新浪博客。
[3] 刘仰：《诗歌霸王硬上弓》。2007年10月9日新浪博客。
[4][5] [11]参见：张子泉、黄维主编《文学欣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6]参见：朱哲：《先秦道家哲学研究》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7][8] 参见：《唐诗精华》《宋词精华》，巴蜀书社出版，1995年6月出版第一版。
[9][10]原野牧夫：《从季羡林先生的一句话说起：新汉诗的真正觉醒》，2007年12月18日，《潮流诗歌论坛》、《华夏文艺》等诗歌论坛。
[11]参见：张子泉、黄维主编《文学欣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12] [13][14][15]刘仰：《“朦胧”的尾声》。2007年9月10日新浪博客。
[16] 参见：祁鸿升《〈爱情和麦子一起成熟〉：新汉诗的成功实践》，2007年12月潮流诗歌论坛、绿风诗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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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4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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